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的哲学，气傲烟霞，势凌风雨，反思纵横，中得心源，钩深致远，唯变所适。它将中华文明智慧的曙光，照射在哲学史上，使东方智慧之爱，尤为鲜艳灿烂。

天人与主客

中华民族是善于思考的民族，是追求爱智的民族，为人类文化贡献了具有非凡才学的智者，有致广大的学术家，尽精微的思想家，极高明的哲学家，道中庸的政治家。如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孙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等伟大的哲学思想名家。中国哲学是“为道屡迁”“探赜索隐”的哲学，为世界哲学增添了光彩夺目的《周易》《道德经》《论语》《墨子》《孙子兵法》《四书章句》《传习录》《正蒙注》等一大批经典名著。中国的经典名家都是智能的创造者，智慧的化身。

哲学作为追根究底的学问，西方哲学通常是从感性存在出发，由表及里上升到理性存在，即以从现象到本质、具体到抽象、形而下到形而上为根底，这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理路。然而，现代西方哲学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主张从当前在场的东西度越到其背后未出场的东西，未在场的与在场的都是现实的东西，而并非是抽象的永恒本质。海德格尔批评以往无根底的形而上学，试图代之以有根的形而上学。他所说的从显现的东西到隐藏的东西的追问，即是从“有”到“无”的度越。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基本上是这种思维路向。

“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记忆和理论思维，笔者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观点，认为其古典哲学思维是以表意语言和象形文字的特殊的符号媒体，“象性”范畴、“实性”范畴和“虚性”范畴两两复合，构成与西方“爱”与“智”二元分裂异趣，具有象外有言，言内有意，爱外有智，智内有爱的奥妙无穷的和合精神意境。

自从古希腊有了哲学，它就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各民族。人们总是强烈地感觉到它的存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制约，总是把自己的哲学拿来与其比较，以判定是或不是哲学。在一些对“四书”“五经”一知半解，或面对“经史子集”望洋兴叹的人看来，中国古典文献中，没有“哲学”这个词。无论是从最早的《汉书·艺文志》，还是到晚近的《四库全书》中，都未发现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对等的“元物理学”（metaphysics）著作。因而，黑格尔就断言“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在这里找不到哲学知识”，后来法国解构主义的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亦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他们之所以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是因为东方没有意志的自由，而哲学是“理智的形而上学”，它与自由同在。实际上，在中国的社会文明历史长河中，哲学思想的主流是开放的、自由的，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是其是；汉唐儒、道、玄相互论争，既有道教与佛教的互辩互学，又有玄佛的互纳互用，无论是“六家七宗”，抑或佛教各宗派间的自由辩论，都相继不断。宋元明清时，儒释道三教融突和合，既不离不杂，又互批互渗，出现了五彩缤纷、百家齐鸣的自由思想喷发景象，既有规模达千人之多的各种讲论，亦有小规模学术讨论会（如鹅湖之会），各种哲学观点交流、沟通频繁，或“尊德性”，或“道问学”，或“简易”，或“支离”，主体的意志不仅没有得到限制，反而得到自由发挥和智能创新。中华民族爱智的和合生生道体与自由同在。

在黑格尔等人看来，中国之所以没有哲学，是因为东方人主张自然与精神合一，天人一体，这种直接合一，是主体“作为消极的毁灭的东西，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于是“实体（客体）与个体（主体）就漫无区别了”，一个毫无精神意味的境界（天人合一）就出现了，“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由此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被否定。黑格尔主张真正的哲学是主体既在客体之中，又保持主体自身的特性。其实，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一种奥妙而深邃的精神意味的境界，它建立在主体自由的、普遍的、无限的中国哲学命根上。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命题，朱熹注：“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显然，黑格尔并没有认真体认中国的“天人合一”。春秋时期，子产就已开始将天人二分，即主客不杂。他批评占星家禆灶把天道的运行变化与人事的吉凶祸福相联系，主张“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表现出主体自我人格的觉醒，当人把天作为与主体相对的客体来考察时，也把自己作为与客体相对的主体进行思考。当庄子主张天人一体时，荀子就批评其“蔽于天而不知人”，把主体人沉陷在天（客体）之中。他主张“明于天人之分”，认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顺从天（客体）而赞美它，不如主体（人）掌握客体（天）而利用它。盼望天时而等待天（客体）的恩赐，不如人（主体）把握季节的变化，而使天（客体）为人（主体）服务。中国哲学对天与人、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的精微与独到的诠释，是黑格尔及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所未领悟的。譬如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在其名著《哲学史教程》中，用一种非理智的话说：“在中国人中，早期的道德哲学就超出了道德说教……但是这些都远离了自成完整体系的欧洲哲学的路线，因而本教科书无须着手讨论。”这种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执，把西方哲学推致世界上唯一的、普遍的哲学，与此相异的哲学，就没有在其哲学史中讨论的价值和必要。之所以不值得“讨论”，是由于中国、印度等的东方哲学精神“受到特殊束缚”，如受日常需要的限制，或受神话、宗教的控制。换言之，在他们看来，中国哲学长期以天人合一、人伦道德为主导，不可能生成古希腊式的爱智的哲学品格。

中国哲学界说

“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天下各国、各民族的哲学虽像五味，大不一样，但美美与共而大同；曲的变化犹如社会的错综复杂，其普遍的共同之处却都和谐协调。追求真知、追求爱智是世界各民族哲学的共性，非为西方哲学所独享。至于什么是哲学，中外哲学家各说其是，是其所是，犹如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然而由于不同时代、民族的哲学家对冲突危机理解的差分，化解的方案亦不同，其把握的概念、范畴也有差别，对哲学的界说也殊异。在西方哲学史上，或可认为哲学是爱智，即一即一切，“存在是不变的一”，人与万物融合为一；或认为哲学是把存在当作独立于人以外的概念来加以追求的学问；或主张哲学是讲人与世界交融合一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学问。就不同的哲学家而言，文德尔班认为“所谓哲学，按照现在习惯的理解，是对宇宙观和人生观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述”；罗素则认为“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他以为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剩余的那一片“无人之域”，即“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就是哲学。

哲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的翻译，日本明治初期的思想家西周将其译为“哲学”，这个译语是从“希哲学”“希贤学”演变而来。在此之前，中国哲学已独立发展很长时间，它与希腊哲学、印度哲学并育而不相害，三地界隔而无相悖。中国晚清学者黄遵宪首先把哲学这个词从日本介绍到中国，而被当时中国学者所接受。此后，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在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在《绪言》中说，中国“古有六艺，后有九流，大抵皆哲学范围所摄”，其所谓中国哲学以“儒家之秘要，哲学之统宗”，未度越传统儒家史观。之后为蔡元培所赞扬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于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在《导言》中说：“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胡适进而对什么是哲学史，哲学史的目的，哲学史的史料以及“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等问题，作出了回应，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的范式。继谢、胡之后，冯友兰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分别为1931年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从先秦子学时代、汉以后经学时代，一直写到晚清廖平，可谓中国哲学通史，以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先秦哲学史之不足。冯友兰在其《绪论》中说：“各哲学家对于哲学所下之定义亦各不相同，为方便起见，兹先述普通所认为哲学之内容，即可知哲学之为何物，而哲学一名词之正式的定义，亦无需另举矣。”哲学之内容，古希腊哲学家分为三大部：物理学、伦理学、论理学，即宇宙论（对于世界之道理），人生论（对于人生的道理），知识论（对于知识之道理）。冯氏讲了古希腊哲学的内容，便以古希腊哲学为哲学定义。不过当冯友兰听到金岳霖在英国剑桥大学讲“哲学是概念的游戏”后，表示“现在我认识到，这个提法说出了哲学的一种真实性质。试看金岳霖的《论道》，不就是把许多概念摆来摆去吗？岂但《论道》如此，我的哲学体系，当时自称为‘新统’者，也是如此”。冯友兰同意金岳霖对哲学的规定。牟宗三在“中国有没有哲学”的演讲中，给哲学作了界说：“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他认为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如果承认中国的文化体系，就承认了中国哲学。说中国没有哲学，“便是荒唐的”。

世界各种的哲学体系，各说各的，没有一定的模式，且各不相同。中国哲学可依据中国哲学的实际，自己讲中国自己的哲学。中国自古以来有致广大、尽精微的自成系统的哲学理论思维逻辑体系，已经完全突破古希腊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可以不照着西方哲学之谓哲学讲中国哲学。因为中国的哲学根植于与西方相异的、无断裂的五千多年民族文化沃土，创造了独具神韵的哲学概念、范畴体系和严密的逻辑结构，海纳百川地促成了对“道体”的觉解和精神的度越，开显出中国哲学的形态，为世界多元哲学形态增添光彩。因此，把中国的哲学规定为是“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就可以超越古希腊哲学和实用主义或新实在论的观点来定义中国哲学，而使中国哲学以极高明的理论思维屹立于世界哲学之林。

（作者：张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 

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2020年4月13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