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传统文化

1898年“百日维新”以后，设立京师大学堂，为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又逐渐废科举，废八股文。经过了许多波折，以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为模式的中国新教育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在中国教育史上开辟了新的一章。
将近60年前在清华读书时，经常徘徊在“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前，和同学们指指点点，谈论陈寅恪先生写的纪念碑文。其中有几句话：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与此事有联系的，寅恪先生还有一段话：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厚，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这些话意思是明白的，但是我们却觉得，它与王静安先生之死挂不上钩。静安先生自己写得非常清楚：“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原来溥仪被驱逐出宫时，他曾与罗振玉、柯绍等相约同殉。后未果。他认为这是耻辱。到了1927年，韩复渠兵临北平城下，他不想再一次受辱了，于是自沉于颐和园内昆明湖。这是一种忠君思想，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同什么“俗谛”、“思想自由”，又同什么“文化”有何关联呢这个问题多年来耿耿于怀，没有得到认真的解决。我也就把它放到一边，不再考虑。 最近，我因为给一册纪念寅恪先生的论文集写一篇序，又认真读了一些陈先生的著作，浏览了时贤关于他的专著和论文。有的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及王静安先生之死，作了一些解释。读了以后，我学习了不少的东西，得到了许多启发。可是将近六十年前我碰到的那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学者们的一些看法，我认为有点隔靴搔痒，没有搔到痒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重新独立思考了。我觉得，要想满意地回答我的问题，只能从中国文化的特点出发来考虑、探讨。

什么叫做文化呢世界各国的学者给文化下的定义，据说有好几百个。定义数目这样多，正好证明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难以解决。我现在不想再给定义的宝库增添新的负担。我个人没有这这个能力，也认为没有必要。我只想考虑一下中国文化的特点，由此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有共性，也有个性。中国文化的个性或者特点是什么呢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也是非常多的。我不想远求，我顺手拿过了一本《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一集论中国传统文化》，又随便从里面选了四位学者的文章，加以节引。第一位是梁漱溟先生。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
中国人的心思、思想、精神用到哪里去了呢用到人与人之间去了，用到人伦关系上面去了。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好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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