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

杨耕，1978年—1982年就读于安徽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8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师从汪永祥教授，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被破格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陈先达教授，同时留校任教，先后被破格评为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曾任公司党委常委、副董事长，现为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教育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0部，代表作为《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等7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精品课程奖等国家级奖8项。

1978年春，杨耕走进安徽大学哲学系，从此开启了他的哲学人生。入学不久，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广袤的土地上，发生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由此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在回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彰显出来的思想力量和理论魅力，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大学时期的杨耕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1978年至今，时间已过去四十余载，杨耕一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块“精神的园地”里辛勤耕耘。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如此持久、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杨耕自己的回答是：“责任与使命！”“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任务与课题，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与使命。我们这一代学者的责任，就是要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使命，就是要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攀 登

哲学是杨耕的职业，更是他的事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杨耕的专业，更是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这是杨耕的肺腑之言。

如果把杨耕的哲学研究特点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重读马克思。杨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从西方哲学史拓展到现代西方哲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化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然后，又返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此外，他同时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

经由这样一次迂回曲折的哲学之“旅”，杨耕不断实现自己的理论目标，即求新与求真的统一；凝结自己的理论形式，即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达成自己的理论境界，即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出于一个深刻的思想“疑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似乎是一个早已经解决、无须多虑的“常识”问题，但实际上，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不断追问的重大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看，马克思就是在不断追问什么是哲学的过程中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而后辈的马克思主义者、学者又是在不断追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或者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误读、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因如此，杨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历史范畴，要解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问题，首先就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把握马克思的心路历程，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从而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在何处以及在何种问题上深化、发展了，在何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误读、曲解甚至被“各取所需”“借题发挥”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在杨耕看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西方哲学史的流程中，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划时代贡献。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源”而不“同流”，从而把握二者的同与异，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哲学思维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融合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杨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他不仅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补课”，而且进行了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深入研究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

诚然，这是一条艰难的思想登山之路，是一次艰辛乃至艰险的研究旅程。经过不懈地学术探索，杨耕逐渐看到了哲学家和革命家完美结合的马克思，透视出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重 建

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重读马克思，建构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曾说过，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之后，一条新的哲学发展道路也就开辟出来了。

然而，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却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这样一来，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成为“基础”“主干”，历史唯物主义则仅仅具有“应用”性质，处于“附属”地位。这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淡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特殊而重大的理论意义。

因此，对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质疑，就应当从“附属”开始；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就应当从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开始。

杨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开始的，他不断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从“关于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的历史观”到“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历史哲学”，再到“完整的哲学形态”和“唯物主义世界观”，最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由此，把历史唯物主义从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附属”地位中解救出来、凸显出来；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从狭义的、与自然无关的“历史”拓展为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内在矛盾，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得以展开的境域；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从历史观提升为世界观，即马克思所指认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真正批判的世界观”，从而还历史唯物主义以“本来面貌”。

不仅如此，杨耕又深入、细致、全面地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关系，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从不同视角凸显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理论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称谓：用“历史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历史维度及其彻底性、完备性；用“辩证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革命性；用“实践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根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辩证、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

对此，有评论写道“此论一出，学术界的争议趋于平息，理论界的忧虑趋于消失”。实际上，这一观点已转化为哲学界的共识。

在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杨耕从理论主题、理论基础、理论特征以及历史考察四个方面同时发力，力图建构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一是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哲学的理论主题从“世界何以可能”转换为“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为此，又使哲学的聚焦点从关注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从重在“认识世界何以可能”转向“改变世界何以可能”，并认为“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由此，我们可以体验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透视出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烈的使命意识。

二是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和初始范畴是“实践”。人是在实践过程中维持自己生存、实现自我发展的，实践因此构成了人的特殊的生命活动形式，即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体。同时，人又通过实践活动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自然与社会“二位一体”的现存世界，实践因此又构成了现存世界的现实基础和生成本体。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使本体论从“天上”来到“人间”，把本体论与人间的苦难和幸福结合起来，从而使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得到了本体论的证明。

三是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在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的思维方式，科学地解答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和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创立了一种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

四是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离不开对传统哲学即形而上学的批判，同时又和意识形态批判密切相关。在这种双重批判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认知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而且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这种双重批判又是通过资本批判实现的，以资本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学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同样是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

五是深入而全面考察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与特征、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与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与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并力图把握其中的规律。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对此评论道：“其材料之丰富、选择之典型、考察之细致、分析之深刻，实属罕见。”

杨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建及其基本论点无疑具有重要的创新性。早在2000年，《理论前沿》就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杨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范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途径，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建构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对于我国哲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具有突破性意义”。

杨耕的《为马克思辩护》先后发行四版，共3万余册，并陆续以英文、俄文、德文在国外出版，产生了重要影响。简洁生动的表述，汹涌澎湃的阵脚，排山倒海的气势，毋庸置疑的论证，步步为营的严密，水到渠成的结论——所有这些，正是杨耕的哲学文本给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

（作者：张立波，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李佳玮，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

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2020年3月16日）

（未完，待续）